［41］尽管在这一时期K·恩基施和H·柯因（Helmut Coing）根据意大利法学家贝蒂（Emilio Betti）的法律诠释理论对传统学说作了补充和发展， 但其基本方面没有根本的变化。
还有一难是结案难，拖很长时间。我说，研究软法的确是从政协和党派工作引起的，但是，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如果它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应该大胆地认识它、研究它。
总之，人权具有很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我们人权研究会在这方面也会继续推动。《行政诉讼法》就体现了这一点，民事案件谁告谁都可以，因为是平等的，行政案件的话，只有民可以告官，官不能告民，没有告的权利，所以，首先在这方面要给公民足够的权利。这个看法是有一些片面性的，人权最早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提出来的，但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个入手。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培养高级法官，办了两个班，一个民事的高级法官培训班在人民大学办，行政法的在北大这里办。
中国人权研究会也会一如既往地在人权保障的道路上坚定走下去，加强研究，增强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性，增强人权自觉和人权自信，积极推动民间外交，共促人权大业。我们提倡研究软法，倡导一种硬法、软法混合治理的整体的法学理念，这在法的认识上是一种突破，在治理模式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后者例如，地位卑微的父母对于孩子未来的生活几乎是没用的，但其中所蕴含的亲情，依然是值得高度珍视的价值。
[67] 注释: [1]为了不必要的名次之争，在文章中通常我会不加区分地应用这三个语词，只有到了第五节，我才会说明这三个名词的含义。因此，虽然实践者对于困难情形的描述可能没错，但是该描述在一开始就面对辩护梯度上升的可能，因为有其他人可能持有反对意见，认为这不过是个司空见惯的简单情形，将它视为实践困难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证明其是否为实践上的困难情形从一开始就是个理论上的作业。然而，这种研究所要得出的结论，其实无需通过理论工作就已经事先被掌握，谁不知道法律体系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呢？如果你说我要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如此一般性的结论，而是特定因素如何影晌实在法体系，那么你不通过考察特定国家的实在法，如何能进一步说明呢？如果你要考察特定国家的实在法，那么你的理论还具有一般性吗？[52]简言之，实在法理论是法理学不应当涉足的部分，而应当保留给部门法理论所专享。换言之，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并未在实在法上出现研究领域共享的可能，所以也不会引发知识冗余论的批评。
（三）冗余论的初步回答 有了这些讨论为前提，就可以说明为何部门法学者所主张的规范理论通常是一种非理想化的理论，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不仅仅只是在明确何种道德原则为最佳的基础上，同时至少还要去关注实在法体系和实在法的规定这些现实化的要素。John R. Searle,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34-35. [34]案件改编自李宁组织卖淫案，具体案情与判决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宁刑终第122号栽定书。
（一）实践上的怀疑论：理论附着于实践 很多怀疑论者、尤其是身处实践之中的法律人，通常认为法理学与法律实践无关（lack of relevance），所以法理学缺乏实践上的重要性。我承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文章中也将連循这样的做法。2.理论就是对实践的说明（explanation），或者理论是附着于实践的。对于经检研究的整体批判请参见陈景辉：《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并列的理论方式：理论家或者仅仅关心实在法体系或者实在法规定，这样的理论努力就被叫做实在法理论。实践具备使之成为实践的性质，姑且称之为实践性。然而，在事实上，前提4受到了更为普遍的认真对待。当我们认识到这两种主张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情形就会变得相肖艰难。
因此，前提2不仅仅只是危及了法理学的合法地位，它其实危及了一切理论研究的地位。而法理学主要是在不涉及实在法体系的基础上讨论关于一般法的规范理论，所以它必然是一个理想性的规范理论。
例如，关于合同法的实在法理论试图告诉我们，今天的合同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会成为这幅样子。这当然是实践性的做法，但是其所引发的理论困难尚未得到全部呈现，因为如果同性之间可以形成卖淫关系，那么理论上讲同性之间就可以结婚，但是这同我国婚姻法严重矛盾。
由前可知，知识冗余论主要依据如下理由否认法理学的重要性：由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分享了共同的研究领域或者问题域，因此法理学的研究可以被部门法的讨论所替代。就此而言，知识冗余论的批评具备合理的成立基础，它所要怀疑的是：既然部门法的规范理论已经设计道德原则，那么法理学还有什么理由同样针对这个问题呢？即使法理学有理由设计这个领域，那么它不就与部门法学形成了重疊的关系吗？这当然是个严重的批评，但它却不具备一击致命的效果，因为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的划分，已经为回应这个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即部门法学通常是一种非理想性的规范理论，而法理学则是一种理想性的规范理论。换言之，是死刑的理论使得某种官方处死他人的行动叫做死刑，因此是（死刑的）理论赋予了（处死他人的）实践以（死刑的）意义。刚才的讨论表明，同时存在两种理论：说明性的与辩护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实在法理论是不重要的，一个并不了解现行民法体系之基本内容及其形成原因的学者，其实根本就不具备民法学者的身份，因此掌握实在法理论（尤其是教义理论）是一个部门法学者被如此称呼的人门条件。[9]正因为结论是法理学不具备‘ 法学上 的重要性，所以理调法理学具备其他方面的重要性，这样的做法依然无法回应此类批评。
[61] 一旦将第三节中的关于理论与实践之一般关系的主张重新带回讨论中，那么上述诸种复杂的问题将会如此排列开来：首先，存在一个关于死刑的实践，并且这个实践一定是理论内置的，因为是死刑的理论使得我们认识到死刑与私人处死他人之间的区别，以及死刑与官方未经审判处死他人的行为。（三）理论内置于实践的三种可能 显然，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其实这种怀疑论并不难以回应。
通常认为，它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实在法理论试图说明（explanation）实在法（体系）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如此的形态，以及法律如何影响整个世界。第二种可能是，理论家不仅将制度支持视为识别道德原则的手段，而且认为它在实在法上的显现决定了其自身的重要性，此后理论家的工作将同时围绕着制度支持与道德原则的双重要素而展开，那么这就是非理想性的规范理论。
例如前文提到的Brian Bix那本较为流行的法理学教科书。所谓一般法（Law），指的是脱离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抽象的法，当然也就无法借助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来加以说明的法律。
我在本文中的翻译与中译本略有不同，主要在于explanatory一词，中译本译为解释性，本文译为说明性。其中的一种努力，或者致力于寻找到能够为实在法体系之特定部分提供最佳道德辩护的实质原则，或者致力于寻找到将实在法统合为一个整体的实质道德原则，这种理论被叫做辩护理论（Justificatory Theory）。所以我认为，这种有用？重要的说法只具备片段的辩护效果。只不过要注意在存在理论共识或者实践的通常情形时，最后一项任务（实践难题的基本解决方案）通常隐而不显，但这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一个习以为常的主张，何时会突然面对着严峻的理论挑战，进而引发艰难的实践困境。
然而，以上这个辨解仍然太过闻单，因为这两个形象其实并不是学习者所独有的。那么怎样回应刚才这种说法？我的回应主要由对两个问题的回答所组成：第一，实践难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如何解决实践难题？我将最终证明，无论是实践难题的出现，还是实践难题的解决，均是理论引发的结果。
前者例如，对抢劫者来说，买个头套或事先找好逃脱的路线，对于其抢劫事业而言是有用的，但这并不重要，尤其不具备道德上的重要性。道理在于：看法1蕴含着理论和实践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业这个结果，看法2蕴含着理论和实践存在关联这个结果，如果真像看法1那样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同性质，那么范畴错误这个概念将会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制造巨大的鸿沟，因此看法2（理论和实践有所关联）一定就是错误的。
现在我可以用更加明确的方式来说明这三个语词的含义（起码是它们在文章论证线索之下的意义）：其一，所谓的法哲学是其中含义最窄的概念，它单独用来指向二阶理论这个较为哲学化的讨论领域。而且这也意味着，我不会一上来就明确法理学、法理论与法哲学的恰当含义，这反而是文章最后阶段的使命。
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功能—主要是特定理论賦予的意义有所分歧，所以才能理解为何它被叫做实践难题。理论家B也可能认为，这是个笱单情形且属于卖淫。综合以上这些考虑，对法理学重要性的说明将包括两个部分：其一，必须说明理论的重要性，由于理论所对应的概念是实践，所以我将在第三节着重讨论理论与实践的一般关系，其目标是通过说明所有的实践都是理论内置（theory-embedded）的，[2]因此实践上的复杂争议其实都是来自于理论上的诸种分歧，所以理论既是理解实践的先决条件，也是解决实践难题的根本依据。[24]例如，民主、人权、法治就是这类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
[13]所以，要想捍卫法理学的重要性，不触及前提2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一本不那么常用的法理学教科书[19]也是类似的情形，它由三个部分组成：（1）法律是什么（主要也是对Hart、Fuller以及Dworkin等人理论的介绍）。
它必须要跟后两个方面的讨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对法理学重要性的完整辩护。非理想理论与理想理论（Ideal Theory）是规范理论当中的重要子类型，[47]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需要考虑该道德原则在现实当中被落实的可能性，或者现实性的那些（诸如实在法体系、政治环境、社会和文化背景之类的）条件是否会影响到道德原则的选择和落实。
所以，它必然会与道德理论紧密相关，因为后者涉及到什么是好的（good）"这个问题。[52]仅就法律史学而言，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一般性的说明理论，而仅仅存在中国法律史、日本法律史这种特定国家的实在法律史。
